率先开放大数据的贵州政府或成新“小岗村”

时间:2015年06月24日   来源:和讯网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主席的名言。如今在大数据年代,此言依然正确。   

 

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沛是信息管理专家,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几年前美国佛州一个小城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是一名退休警察超速行驶。当地一名记者怀疑警察可能普遍存在开快车的行为,为了证明,她抱着测速雷达在高速公路上守候,可以想象,这无异于守株待兔,取证极其困难。记者最后想出的办法是,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数据开放,警车进出公路的两个收费站都留有时间记录,两点之间的距离除以时间,即为该警车在这段路程的平均行驶速度。最后发现,13个月间3900辆警务车共发生过5100宗超速事件。凭借这些分析和报道,这位记者获得了美国2013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

 

得奖是这位记者个人的幸福,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上,打掉了警车超速的毒瘤。如果这事放在中国,记者能申请信息公开吗——不管你是男记者还是女记者。

 

涂子沛说,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收费站,也有数据,缺少的是对数据的整合和使用。技术方案其实也有,那就是把一个地区所有收费站的数据都放到同一朵云上,每一个收费站都可以实时分析和整合其他收费站的数据,目前这种大计算的平台也已经成熟,阿里云的飞天平台就是中国自主可控的大计算平台,2014年的双十一,平均每1秒钟阿里云要处理8万次计算。如果实现这些计算,中国的交通治理情况就会大为改观,超速车、套牌车、黑车都将没有生存之地。

 

问题是,甭说记者拿不到数据,就是交通部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也拿不到。

 

2010年9月,宁波市政府出台全国第一份官方文件《关于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海曙区作为宁波的中心城区,率先建立数据开放平台。吴汉元是海曙区经信局局长,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联络了从乡镇到区县及至国家的部门,就是想获得更多的海曙相关的数据,但很难,就政府信息而言,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不仅企业得不到,政府研究机构得不到,各级政府之间无法互通,连同级政府部门之间,都更像是一种利益交换。政治路线确定了,但干部吴汉元就是玩不转。

 

住建部是另一个例子。住建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工程中心曾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展有慧城市的数字工程试点工作,要建设城市信息存储数据库,需要公安、教育、民政、房产等多个部门的数据支持。让研究会颇感意外的是,各个职能机关都有完备的数据信息,就是不愿分享。

 

各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都有自己的数据库,整个社会存在很多重复建设。“以某地级市为例,相关系统设计的信息采集重叠率达到82%,信息不一致率27%,信息不完整率43%,存在大量的重复投入和信息盲点。”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于是,各城市都在搞智慧城市大数据,但大多还停留在各位领导的电脑里,安装了设备,却干着传统设备的活。

 

政治路线确定了,谁来实施?由政府主导,很多专家担心会因此搞成一种政绩工程。先从企业做起,政府不放心,信息安全大于天。并且,支撑中国大数据平台的软硬件仍然受制于外国企业,即使国产的计算机,网络设备也大量采用国外芯片,短期内不具备完全国产化能力——这就更不敢放手。

 

在顶层设计方面,有关数据产权、数据公开、数据使用、数据安全等方面也存在法律法规缺失。另外,如果政府的资源向企业开放,是向一家企业开放还是向所有企业开放?既然是市场化,是公平的市场化还是部分的市场化?在只有唯一的垄断性地位服务提供的时候,怎么保证纯粹的市场化?想想都头疼。

 

虽然顶层设计缺失,但贵州却率先开放政府大数据实验,就像小岗村从偏远的底层干起,或许会形成全国的燎原之火。

 

贵州省政府认为,基础设施层、系统平台层需要政府主导去做;应用层、增值服务层、智能终端层则应该更多地交给市场。明确界限后,贵州省政府开始着手搭建基础设施平台,由贵州省经信委一手负责。2014年6月,贵州省经信委正式就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展开招标。招标之前,经信委工作人员四处拜访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华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浪潮等。最终,服务器选择了浪潮,机房选择了中国联通,操作系统选择了阿里。

 

贵州省政府也有行政命令:由省经信委出资1亿元,成立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门运营政府搭建的云平台,同时鼓励政府各部门将数据迁移到云端。对于纳入“迁云计划”的部门,贵州省政府规定以后不能自建机房、自购服务器,只能向云上贵州购买云服务,否则不予财政拨款。

 

大数据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全国的政治路线还在明晰化,贵州先走了一步。